去年台湾“320总统大驯后，由于“319”枪击案的内情不明、“公投”违法绑“大 驯、选务发生重大缺失，引发各界强烈的质疑。民众纷纷走上街头，在“总统府”前展开长期抗争。当时，国亲两党主席连战、宋楚瑜为避免岛内动荡、社会对立，决定循法律途径讨回公道。

　　报道指出，事实上，不论是“总统大驯的当选无效之诉也好，还是选举无效之诉也罢，这两项在台湾“宪政”史上和“司法”史上都是首例，不仅拥有高度的政治性，涉及“总统大驯的结果是否变更，同时也具有复杂的法律性，必须对双方的举证进行公正的调查、检验。

　　然而，对于“总统大驯当选无效、选举无效两项诉讼，台“司法体系”却仍是走一般的选举诉讼程序，并未考虑到其与以往的选举诉讼大不相同。仍然是由原告、被告双方各自举证，连诉讼审理时间，也是按“总统副总统选罢法”中，诉讼半年审结的规定照表操作。

　　正因为如此，“高等法院”、“最高法院”在审理过程中，对于连宋辩护律师的证据及举发，如选举人名册有无弊端等问题，并未进行充分且必要的调查、检验，甚至还认为连宋辩护律师，应自行负起查验举证是否属实的责任，最后赶在时限内审结两项诉讼。

　　报道一针见血地指出，问题是，被告的陈水扁、吕秀莲，系现任正副“总统”，掌握“国家机器”，而原告的连战、宋楚瑜，都是在野之身，没有任何行政权力，如何排除扁政府的阻扰，查验所提出的证据与举发？连“立法院”通过的“真调会”，扁政府都以行政权抗拒，连宋律师又能查出什么？

　　毕竟，“司法体系”是维护公理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，也是仲裁一切政治、法律争议的天平。“高等法院”、“最高法院”不宜抱残守缺，而应发挥积极功能，动用司法调查权，仔细地查验原告、被告的论辩，始能探究“总统”大选争议的真相，对两项诉讼做出公正的判决。

　　报道最后说，令人痛心的是，“司法体系”没有走出自己的藩篱，只在程序上结束了诉讼的审理，而没有实质上化解了本案的争议，使得“法院”在“宪政”史上、“司法”史上失去了提升自我、确立权威的机会。三审定谳非但没有真相大白，司法天平反而沦为扁政府的政治筹码。（赵静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