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，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了新的局面。周副主席根据党中央、毛主席的指示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，不顾个人安危，多次肩负重任，出入国民党地区，积极开展统战工作。

   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五日，为了进一步解决国共合作后的红军改编问题，周副主席再次带领我们赴西安。这次去西安有三辆大卡车，原打算二十四日一齐走，后因周副主席有要事没有处理完，其他两辆卡车由两个班护送，先走了。我们这辆车第二天二十五日才走。周副主席坐在驾驶室里，张云逸同志和我们二十多人都坐在车厢里。这些车辆都是担负从西安到延安的运输任务的。为了保卫周副主席的安全，中央保卫局派特务队的一个警卫班十二人一同出发。

    我们这次是第一次到国民党统治区的西安。出发前，周副主席的随从副官陈有才，遵照周副主席指示，向大家介绍了西安的社会情况，并告诫大家，西安事变虽然和平解决了，但那里的斗争相当复杂，要提高警惕，防止敌人的破坏和暗害。他还交代了在路上和到西安后的注意事项，勉励大家认真负责做好安全保卫工作，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。

    早饭后，我们就上路了。大家坐在车厢里，说说笑笑，情绪很高。因为以前长期在根据地工作，没有到过大城市，这次出去感到很新鲜。但同时，每个同志也都在思考，西安是国民党地区，情况复杂，心中无数，必须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敌情。当卡车开到离延安约五十多里的劳山上一个拐弯处时，突然山上枪声大作，密集的子弹朝卡车射来。显然，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搞的政治阴谋。一听到枪声，周副主席知道中了敌人的埋伏。但因山路崎岖，卡车不易冲出敌人的包围圈。这时，周副主席临危镇定，疾速跳下汽车，立即指挥我们利用地形地物就地抗击敌人。由于我们只有一辆卡车，武器都是短枪和手榴弹，射程不远。敌人是国民党特务指挥的政治土匪，有二百多人，武器多是长枪还有机关枪，他们居高临下向我疯狂射击，以为可以把我们全部消灭，气焰非常嚣张。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，战士们坚决勇敢地抗击敌人，使敌人不能一下就冲过来。战斗不久，警卫员刘九洲同志负了重伤，司机的腿也被打断了，我们的伤亡已经很大。陈有才同志也负了重伤，他在生命垂危之时，仍念念不忘周副主席的安全，并强忍着剧烈的疼痛，继续指挥同志们坚持战斗，坚决抵抗敌人，以掩护周副主席突围，不久又中一弹壮烈牺牲。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，周副主席当机立断，带领张云逸同志和我，还有一个新闻记者，迅速插向右侧一个开阔地，到达对面山上的丛林中(敌人当时是三面包围我们，右侧有个开阔地，只有这一面没有包围)，冲出了敌人的包围。

 这次战斗是因敌人事先侦得了我们的行动，在劳山险要的地段，居高临下设置了埋伏。后来得知，陈有才同志因经常跟随周副主席出入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官邸，他身上带有周副主席的名片，穿的服装也是和周副主席一样的呢子制服。当敌人进到我们卡车附近，见到陈有才穿的服装和从身上搜出周恩来的名片时，他们以为谋害周副主席的罪恶阴谋已经得逞了，加上敌人害怕我们派部队赶来，就仓皇撤退，没有再向我们追击。

    我们冲出包围圈，穿过一段丛林，转上了回延安的公路。这时，遇到驻在延安三十里铺听到枪声飞骑赶来救援我们的骑兵，使大家转危为安。周副主席命令他们派出一部分队伍赶到劳山，将负伤和阵亡的同志运回延安。

    党中央和毛主席知道周副主席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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